我是梁海鹏,一个普通的父亲,一个永远失去女儿的男人。
今天,我颤抖着手点开手机,看见一只小猫被教官摔死的新闻。视频里,那只白色的小生命被高高举起,然后——像一片没有重量的羽毛——摔在冰冷的地面上。评论区炸了,几万条留言在怒吼:“严惩凶手!”“必须判刑!”“这还是人吗?”
我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。
不是因为猫。是因为我的女儿,梁昕蕊。她十四岁,也像一片羽毛,从三十四楼飘落。可她的死,没有视频,没有几万条怒吼,没有“必须调查”的承诺。
只有我们一家三口——现在是两口了——在这个突然变得无比空旷的房子里,抱着她冰冷的相片,等一个永远等不来的公道。

视频里清清楚楚:男生抱猫进宿舍,教官夺过,摔下。因果分明,证据确凿。教体局的反应快得让人恍惚——24小时内,调查程序启动了。
可我的昕蕊呢?
她的“因果”被稀释在了一百多天里。从九月到十一月,从第一次没收手表到第三次,从“江老师搞针对”到“真不想活了”。她的证据是一本日记,字字泣血,可他们说“这是孩子气话”。她的死亡是“高坠”,结论是“排除他杀”,案卷是“封存待查”。
教体局为一只猫启动了调查程序。可教育局为我的女儿,只启动了一套“标准的舆情应对流程”。

三个月了。江老师还在上课,班主任还是班主任,校长还是校长。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只有我们家,天塌了。
我想问:第一问:是不是因为猫的死有视频,而我的女儿没有?是不是因为没有拍下她跳楼的那个瞬间,所以她的痛苦就不算数?
那只猫承受的,是瞬间的、可见的暴力。一秒夺命,全网见证。这种暴力简单、粗暴,所以谴责也简单、粗暴。
可我的昕蕊承受的,是漫长的、不可见的暴力。是一种叫做“冷暴力”“精神压迫”“区别对待”的东西。它不流血,不惨叫,不录像。它只在一个十四岁女孩的日记本上,一天天、一句句地刻下“我想死”。
教官摔猫,是违法,是野蛮,是人神共愤。老师逼死学生,却成了“教育方法问题”“沟通方式不当”“学生心理脆弱”。
我想问:第二问:是不是因为老师的暴力穿着“教育”的外衣,所以就可以被原谅?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伤口在心里,不在身上,所以就可以被忽视?
新闻里说,教体局“已启动调查程序”。多熟悉的八个字。这三个月,我听教育局、听学校、听各个部门说了无数遍:
“我们高度重视,已成立调查组。”“我们正在走程序。”“请相信我们会依法依规处理。”
程序走了九十天。走没了我的女儿,走断了我妻子的肋骨,走凉了我们全家人的心。
可摔猫事件的“调查程序”,24小时就启动了。
我想问:第三问:调查程序的启动速度,是由生命的贵贱决定的吗?猫的命紧急,我女儿的命,就可以慢慢“走程序”吗?
视频里的猫,是“完美受害者”。它无辜、弱小、毫无过错。所以所有人的同情,都可以毫无保留地给它。
可我的昕蕊,在有些人眼里,不是“完美受害者”。
“她带电话手表了。”(是电子手表,而且是被老师逼得没办法才买的二手货)“她心理承受能力太差。”(一个被针对了三个月、日记里写满绝望的孩子,还要有多强的承受能力?)“现在的孩子都这样,动不动就死。”(说这话的人,你当过父母吗?你失去过孩子吗?)
于是,同情打了折扣,质疑开始出现。仿佛她的死,她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。
我想问:第四问:是不是因为我的女儿不够“完美”,所以她的死就活该被冷处理?是不是受害者必须洁白无瑕,才配得到全社会的悲悯?

教官摔猫,是看得见的恶。所有人都能指着视频骂:“你不是人!”
可江老师对我女儿的“针对”,是看不见的恶。它藏在每一次刻意忽略的举手发言里,藏在每一句“别人都能做到你为什么不行”的对比里,藏在没收手表时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里。它杀人不流血,却能诛心。
这个社会,擅长审判“看得见的恶”,却总是对“看不见的恶”网开一面。
我想问:第五问:是不是因为精神暴力没有监控录像,所以它就可以不被惩罚?是不是因为孩子不会像猫一样当场惨叫,所以他们的痛苦就可以不算数?

我尊重生命。猫的命也是命,它不该被那样残忍地对待。我为那只猫流泪,我支持严惩那个教官。
可我想不通——为什么对我的女儿,这个社会可以如此冷漠?
猫死了,全网哀悼,媒体追踪,官方迅速回应。我的女儿死了,除了我们家人,还有谁真正为她流泪?除了王光宇律师,还有谁在为她奔走呼号?除了冰冷的“排除他杀”四个字,还有谁在追问“她为什么想死”?
我想问:第六问:我们这个社会,是不是已经病态到对动物的同情,远远超过了对人的关怀?
教体局快速回应摔猫事件,也许是因为舆情汹汹,也许是真的重视。
可教育局对待我女儿的事件,从头到尾,我看到的只有一套娴熟的“舆情应对”技巧:安抚、拖延、冷处理、最终遗忘。他们想等热度过去,等我们熬不下去,等这件事像无数校园悲剧一样,沉入互联网的记忆深渊。
他们忘了,我们不是“舆情”,我们是活生生的人。是一个父亲,一个母亲,一对失去了独生女儿的行尸走肉。
我想问:第七问:在你们眼里,我女儿的死,是不是只是一次需要被“应对”过去的“负面舆情”?而不是一个需要被彻查的、活生生的人命案件?
摔猫的教官,立刻被停职,被全网唾骂,他将面临法律的审判和职业生涯的终结。因为他伤害的,是一只猫。
可逼死我女儿的江老师呢?他还在讲台上,还在教育着“别人的孩子”。因为他伤害的,只是一个“心理脆弱”的“问题学生”。而且,他是“为了学生好”。
多么讽刺的双重标准。
我想问:第八问:老师对学生的精神伤害,难道不比教官对猫的物理伤害更严重、更恶劣吗?为什么前者的代价如此之轻,后者的代价如此之重?
新闻里,教体局的“回应”是及时的、明确的、有具体措施的。
可我们等来的“回应”是什么?
避重就轻的报告。是“学校没有责任”的冰冷结论。是“建议走法律程序”的推诿。是妻子去学校要说法,被打断的两根肋骨。
我想问:第九问: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普通百姓,没有媒体关注,没有舆论压力,所以我们的诉求就可以被无限期拖延、敷衍、乃至暴力相向?

那只猫的死,让我看到了这个社会残存的正义感。人们还在为弱小发声,还在为不公愤怒。这让我在无边的黑暗里,看到了一丝微光。
可这微光,为什么照不到我女儿的身上?
她也是弱者。她才十四岁,面对老师的权威、学校的体制,她毫无还手之力。她被逼到绝路,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抗议。
我想问:第十问:这个社会的正义感,能不能也分一点给我的女儿?能不能也有几万人为她怒吼?能不能也有媒体为她追问?能不能也有官方为她启动一个真正的、彻底的“调查程序”?
我不要赔偿,不要和解,不要“人道主义慰问金”。
我只要真相。我只要公道。我只要那个把我女儿逼上绝路的老师,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。我只要那个纵容暴力、管理失职的学校,进行真正的整改。
我想问:第十一问:这是一个失去独生女儿的父亲,最卑微、最正当的诉求。为什么实现起来,比登天还难?
如果,那只猫的死,能唤醒这个社会对“弱者”更广泛的关注。如果,教官被严惩,能让所有教育工作者警醒——你的手里握着孩子的命运,你的言行可以成就一个人,也可以毁灭一个人。
那么,那只猫就没有白死。
可如果,这个社会在愤怒完、谴责完、处理完“摔猫事件”后,又迅速恢复了冷漠。
如果,我的女儿,和无数像她一样在校园暴力中沉默的孩子,继续被遗忘。
那么,我们所有人,都是帮凶。

我女儿三岁的时候,在公园里捡到一只受伤的小鸟。她哭着抱回家,求我救它。我们给小鸟上药,喂水,它在我们家活了一周,还是死了。女儿哭了一天,给小鸟做了一个小坟,插了一朵野花。
她那么爱小动物,那么善良,那么柔软。
可她被逼死的时候,没有一个人,像她救那只小鸟一样,救救她。
所以,我,梁海鹏,一个心碎的父亲,问出最后,也是最痛的一问:
第十四问:我的女儿梁昕蕊,她在这个世界活了十四年。她的生命,她的痛苦,她的死亡,难道真的,还不如视频里那只被摔死的小猫,值得你们一个认真的调查、一个真诚的道歉、一个公正的处理吗?
窗外的天,又黑了。房间里安静得可怕,再也没有女儿喊“爸爸”的声音。妻子躺在隔壁房间,肋骨还疼,但心更疼。我们还在等。等一个永远不敢期待的答案。等这个社会想起来——这里死去的,不是一只猫。是一个曾用尽全力喊过“爸爸救我”的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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